9/18/2018 9:15:00 AM
對于重新定位和定義翻譯的幾點反思
眾所周知，翻譯的定義其實是特定歷史時期一個國家或民族對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的共識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這個國家或民族對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認識的高度概括。而這個共識的形成又是跟這個國家或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的性質、特點、形態(tài)、方式乃至“方向” (譯入還是譯出) 密切相關。譬如目前通行的、并為我們許多人所接受的幾則中西方翻譯定義，就是這樣的情形。
中文以《辭?！泛汀吨袊蟀倏迫珪?span> · 語言文字卷》里對翻譯的釋義為代表。前者稱：“翻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后者說：“翻譯：把已說出或寫出的話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的活動。”
西方的定義則可以《牛津英語詞典》里的釋義為例：(a) “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行為或過程；亦指這一行為的結果；用另一種語言表述出來的文本。) (b) “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把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并保留原意……)
如果我們對以上這幾則定義進行深入一點的分析的話，當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對翻譯的定位都局限于兩種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而且我們還可以推斷，這幾則定義基本不涉及外譯行為，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把譯入行為和譯出行為視作一回事，并不覺得其中存在什么差異。這當然跟兩千年來翻譯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有關，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兩千年來的中西翻譯史基本是一部譯入史，甚少甚至幾乎沒有涉及文化外譯的活動。我還在《中西翻譯簡史》一書中根據(jù)特定歷史時期翻譯的主流對象的變化，把中西翻譯史大致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以宗教典籍為主要翻譯對象的宗教典籍翻譯階段，以文學名著和社科經(jīng)典為主要翻譯對象的文學名著、社科經(jīng)典翻譯階段，以及目前所處的以實用文獻為主要翻譯對象的實用文獻翻譯階段，這最后一個階段我也稱之為翻譯的職業(yè)化時代 (謝天振，2009)。在我看來，上述幾則定義反映的就是建立在兩千余年來中西方的宗教典籍翻譯、文學名著和社科經(jīng)典翻譯實踐基礎上形成的關于翻譯的共識。在今天，當翻譯已經(jīng)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即翻譯的職業(yè)化時代，這些定義顯然已經(jīng)無法涵蓋當今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的內涵和外延，因為職業(yè)化時代的翻譯無論是翻譯的對象，還是翻譯的方式、方法、手段和形態(tài)，都發(fā)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我把它們歸結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翻譯的主流對象發(fā)生了變化：宗教典籍、 文學名著、社科經(jīng)典等傳統(tǒng)的主流翻譯對象正在一步步地退出當今社會翻譯活動的核心地位而被邊緣化，特別是從量的方面而言，實用文獻、商業(yè)文書、國家政府、國際組織的文件等，日益成為當代翻譯的主流對象。而更具劃時代意義的是，隨著數(shù)字化時代的來臨，翻譯的對象除了傳統(tǒng)的紙質文本外，還涌現(xiàn)出了形形色色的涵蓋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多種形式符號的網(wǎng)狀文本也即超文本 (Hypertext) 或虛擬文本 (Cybertext)，對這些“文本”的翻譯行為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概念。與此同時，口譯在當今世界各國的翻譯活動中開始占據(jù)越來越大的比重。
二、翻譯的方式發(fā)生了變化：從歷史上翻譯主要是一種個人的、且具有較多個人創(chuàng)造成分的文化行為，而逐步演變?yōu)榻裉斓囊环N團隊行為，一種公司主持的商業(yè)行為，一種譯者為了謀生而不得不做的職業(yè)行為。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團隊行為”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合作翻譯” (從幾個人的合作到幾十乃至上百人的合作，如中國翻譯史上的‘譯場’式翻譯) 也并非是一回事，因為現(xiàn)在意義上的“合作翻譯”并非簡單的化整為零式的“合作”，而是融合了各種現(xiàn)代化的科技手段和管理手段的“合作”，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合作翻譯完全是兩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三、翻譯的工具、手段發(fā)生了變化：電腦、互聯(lián)網(wǎng)等現(xiàn)代科技手段的介入，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工作效率和翻譯質量，而且使得現(xiàn)代意義上的合作翻譯成為可能，使得世界一體化的翻譯市場的形成成為可能。
四、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開始積極主動地把自己的文化譯介出去，以便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這樣兩千多年來以“譯入行為”為主的翻譯活動發(fā)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民族文化的外譯也成為當前翻譯活動的一個重要領域。相應的，文化外譯，包括相應的文化外譯理論，正成為當前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
五、翻譯的內涵和外延獲得了極大的豐富和拓展：職業(yè)口譯、翻譯服務、翻譯管理以及翻譯中現(xiàn)代科技手段的應用等正在成為翻譯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難發(fā)現(xiàn)，上述五大變化已經(jīng)動搖了傳統(tǒng)譯學理念的根基，即以宗教典籍、文學社科經(jīng)典為主要翻譯對象和以譯入行為為主要翻譯方向的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從而給我們展示出了一個嶄新的翻譯時代，促使我們必須結合當前時代語境的變化，重新思考翻譯的定位及其定義。
其實，對翻譯的重新定位和定義，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學術界，早就有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思考，只是一直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必須正視的學術問題提出來而已。譬如，早在上世紀50年代雅各布森就提出了翻譯的“三分法”，即把翻譯分為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符際翻譯三類，其實質就是對翻譯的一種重新定位和定義，明顯地拓展了僅僅局限于兩種語言文字之間轉換的傳統(tǒng)的翻譯定義。
繼雅氏之后，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家們先后提出了綜合性交際翻譯(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翻譯行為(translational action) 的術語，又用“翻譯行為” (translatorial action) 來替代“翻譯” (translation) 一詞，以把改編、編譯、編輯和資料查詢等行為都納入其中，同樣反映了國際學術界對翻譯的重新定位與定義的探索。
至于當代職業(yè)翻譯理論家法國學者葛岱克更是明確提出了他對翻譯的定義：“翻譯，就是讓交際在進行中跨越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礙：語言障礙、 不了解的編碼 (形碼)、聾啞障礙 (手語翻譯)。” 同時他還進一步強調：“翻譯的作用就是借助與文本匹配或相關的工具或資料讓產(chǎn)品、理念、思想等得到 (盡可能廣泛的) 傳播” (葛岱克，2011)。
其實國內學者也已經(jīng)注意到了當前社會中翻譯的發(fā)展與變化，而且也在上世紀末就提出了我們中國學者對翻譯的新定義：“翻譯 (translation) 是語言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把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內容變?yōu)榱硪环N語言或語言變體的過程或結果，或者說把一種語言材料構成的文本用另一種語言準確而完整地再現(xiàn)出來。翻譯的作用在于使不懂原文的譯文讀者能了解原文的思想內容，使操不同語言的社會集團和民族有可能進行交際，達到互相了解的目的。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翻譯概念的內涵越來越豐富。翻譯不僅僅是由人直接參與的口譯或筆譯；而且包括各種數(shù)字代碼的互譯、光電編碼信號的轉換、人機互譯、機器翻譯等。”①只是國內學界、包括翻譯界，受傳統(tǒng)翻譯理念的束縛，未能對這一富于時代感且具有相當前瞻性的定義給予重視，更未能在此基礎上展開相關的研究，卻依然抱殘守缺，固守原先狹隘的翻譯理念，這是非?？上У?。
其實翻譯定義的問題并非只是探討如何來用文字表述翻譯這個行為和活動的問題，在實際生活中，它還被人們視作一種翻譯標準，甚至視作翻譯行為的準則，并以之指導和規(guī)范當下的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毫無疑問，陳舊狹隘的翻譯定義肯定會對我們當下的翻譯活動形成錯誤的導向，這在當前中國文化的外譯領域更為明顯。由此可見，如何結合當下的歷史語境，對翻譯進行重新定位和定義，從而讓我們的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為促進中外文化之間切實有效的交際作出貢獻，正是當前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認真思考翻譯的重新定位與定義，是時候了！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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