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7/2018 11:56:00 AM
林紓和庫恩，翻譯成就在于化其所用
現代中國的對外交流全仗翻譯，所以，翻譯對文化交流亦有不可估量之貢獻。縱觀我國文學翻譯論，林紓自拔頭籌。但事實上文化交流是于互動意義上顯示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性。如此，考察歐洲西方對東方接受，尤其是中國文化播傳德國之過程，思想翻譯固然重要，更具實證意義。這是樂文翻譯所認為的。
庫恩是西方最早的《紅樓夢》譯者，該譯本的文化影響甚大，曾經多次重印，并被轉譯為英、意、荷等其他語種。除此，還有《金瓶梅》、《水滸》等無數中國文學名著所構建的庫恩德譯“中國文學”。在我看來，中國文化的世界空間是由具體的“外語中國”構成的，沒有某一語種的“中國文化”館藏，就很難有具體外國的“中國文化”;同樣，當近代西學東漸之際，以文學論，“林譯名著”是一個極具號召力的標志。后來新文化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周氏兄弟等，都曾回憶過林譯名著給予他們潛移默化之影響。相比較嚴譯名著主要集中在思想學術方面，林紓不通外文，但卻能借生花妙筆與口譯之助，構筑起外國文學漢語世界的“林譯殿堂”。
林紓本不諳外文，宛如“盲人摸象”，卻列身于現代中國最具影響的翻譯家行列，說起也有偶然性。當年林紓新鰥，心情不愉，堅拒名妓的青眼有加后，為驅孤寂，與福州船政學堂的諸君來往頗密，如魏瀚、高而謙、王子仁(壽昌)等，他們都曾留歐，所以無形中幫林紓打開了面向西方的另一只眼。朋友鄭叔恭為他在巴黎代購了法文原版的《拿破侖第一全傳》與《俾斯麥全傳》，他對傳主興趣極大，但不通外文，只能望洋興嘆;求之友人翻譯，終難快意過癮。最后，以王子仁口述、林紓文言筆述的方式進行合作，再加魏瀚的鼎力相助，終獲成功。
還有，幸遇《茶花女》這樣契合林紓當時心境的書，引發(fā)其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乃至“余既譯《茶花女遺事》，擲筆哭者三數，以為天下女子性情，堅于丈夫?！?span>(見孔慶茂：《林紓傳》團結出版社，1998年版)，正因如此他才能“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由此開端，譯出《黑奴吁天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名著，以達“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的目的。
若每一個主要的外國語種，都能產生庫恩這樣的“中國文學”翻譯家，那么中國文化的融入世界，就真的不再是“望梅止渴”之夢。而經由文學對中國的認知，則無疑更可讓世人洞察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氣質，所謂“中國威脅論”自然也就會煙消云散。設若在這兩個方面，我們則內可“自固根本”，外亦可“游刃有余”，由此中國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也就水到渠成。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出現，也就為時不遠，撒切爾夫人冷嘲中國是只出口物質產品的“大國”類言論，自然不足為慮了。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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